并肩奮斗

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歷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不僅是一段佳話，更是以南陳北李為代表的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自覺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結果，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必然，亦是二人思想發展的結晶。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的兩個關鍵性人物，李大釗與陳獨秀的相約建黨并非偶然，而是二人從相識到思想高度認同，并在此基礎上從事建黨活動的一個過程。

李大釗與陳獨秀最早相識于日本。陳獨秀在日期間一邊學習，一邊幫助章士釗從事《甲寅》雜志的編輯等工作。李大釗雖然未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但經常向該雜志投稿，亦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通過《甲寅》雜志這個媒介，二人逐漸相識。不久，陳獨秀于1914年11月10在《甲寅》雜志發表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引起了人們的非議。陳獨秀主要發泄了二次革命失敗之后悲觀失望的情緒，認為中國的內患不僅在政府，而且人民群眾亦“無建國之力”。針對陳獨秀的這種觀點，李大釗則給予了積極的回應，并于1915年8月在《甲寅》雜志上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一方面對陳獨秀的文章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一方面亦對其給予了善意的批評。由此二者由相識開啟了學術與思想的爭鳴，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友誼，成為二人回國之后奮斗共事的基礎。

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國之后不久，于當年的9月份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此后改名為《新青年》），該雜志的創辦標志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此時遠在日本的李大釗雖然不能參與這一洪流之中，但是一直關注國內局勢的發展，尤其是對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十分贊賞。李大釗在日本撰寫的《青春》一文，正是對陳獨秀的遙相呼應。李大釗回國之后，即將這篇文章投給了《新青年》，陳獨秀則以醒目的位置發表了這篇文章，并親自撰寫了《新青年》一文，與李大釗的文章相匹配。一方面可以看出，李大釗撰寫《青春》一文，既是李大釗對陳獨秀及《新青年》的全力支持，一方面亦道出了二者在思想上的惺惺相惜。

陳獨秀于1917年初受聘于北京大學，陳到北京就職后，就將《新青年》雜志搬到了北京大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亦由上海轉移到了北京。李大釗從日回國后，在章士釗的介紹下，亦進入北京大學任職，并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一職，由此開啟了李大釗與陳獨秀的合作共事乃至為著共同目標的奮斗時期。陳獨秀在北大期間，團結了李大釗等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到《新青年》雜志編輯部，李大釗不僅是《新青年》雜志的輪流主編，亦是該雜志的主要作者之一。李大釗與陳獨秀的來往日益頻繁，陳獨秀常常“出入李大釗的辦公室”。隨著李大釗對國內及國際社會的深刻認識，尤其是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李大釗在中國大地上首先扛起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其借助于《新青年》這個輿論陣地，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相繼撰寫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熱情地歌頌了俄國的十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以英、法、美等為主要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召開了針對戰敗國的分贓會議，史稱巴黎和會。在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國家枉顧中國人民的感情，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消息傳到中國之后，群情憤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李大釗與陳獨秀亦積極投入到這場愛國運動之中，并在這場愛國運動之中結下了革命的友誼。1919年6月11日，李大釗與陳獨秀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親自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散發這份宣言的傳單，在此過程中陳獨秀不幸被捕，李大釗亦被北洋政府列入了黑名單。李大釗克服種種困難，一方面積極營救陳獨秀出獄，一方面仍領導著這場運動繼續向前發展，并在過程中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該文的撰寫標志著李大釗已經基本完成了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成為我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多方營救之下，陳獨秀出獄，出獄之后的陳獨秀思想上亦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亦完成了由一個初期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正是共同的斗爭實踐，使得二人心靈相通，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并開始商討建立共產黨的事宜。

相約建黨

1919年9月，在多方的積極營救及全國輿論的壓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釋放了陳獨秀。面對好友的出獄，李大釗作了一首《歡迎陳獨秀出獄》的白話詩表達了當時無比興奮的心情，即“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與威力，終究戰不勝真理。什么監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此詩既表達了李大釗對陳獨秀出獄的欣喜之情，亦展示了在李大釗及陳獨秀的共同奮斗及影響之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如像被風吹散的花草種子，吹向了中國的各個角落，并在中國生根發芽，逐漸被人們認可和接受。

出獄之后的陳獨秀逐步由一個民主主義革命者向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轉變，并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接受了李大釗的建議，對《新青年》雜志社的編輯部進行了調整，不再實行輪流主編，而是由陳獨秀自己勇挑重擔，擔任該雜志社的主編。此外，《新青年》的宣傳內容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卷的《本志宣言》中就明確指出要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實行勞動工作，不要使無產者受苦，有產者安享無產者的勞動成果等。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思想主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且在該宣言中表示永不加入那些擁護少數人私利和一階級利益的政黨，并和過去的政黨斷絕關系，顯而易見，陳獨秀在此時已經有建立一個為全社會謀幸福的政黨的愿望。

陳獨秀出獄之后，一方面辭去了在北京大學的相關職務，另一方面仍住在他在北京的池子寓所，但是北洋政府仍對其進行了監視。后因故秘密到上海做演講，在回京的過程中受湖北省教育廳長的邀請，又繞道武漢給湖北人民作了一次演講，國內的大小報刊對陳獨秀在武漢講演的主要內容以醒目的字眼進行了刊載。這時北洋政府才知道陳獨秀已經出了京，于是加派警察在陳獨秀的北京池子寓所附近，以便陳獨秀回京之后對其相機緝拿。李大釗聽說這個消息之后，就派人先到北京西站把陳獨秀接到王星拱家里暫避風頭，然后再護送陳獨秀出京。在護送陳獨秀出京的問題上，李大釗挺身而出，自愿親自護送好友出京。鑒于陳獨秀是南方人，容易露出蹤跡，于是李大釗就打扮成一個北方商人的模樣，讓陳獨秀也裝扮起來，并雇了一輛騾車，以到天津收賬的名義秘密護送陳獨秀出京。兩人在前往的天津的過程中，就關于建黨的問題進行了一定的磋商，于是就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美談。陳獨秀到達天津后，乘坐輪船到達了上海。根據二人的在路途中的商議，二人不約而同地加緊了建黨的籌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誕生

陳獨秀到達上海之后不久，便形成了以陳獨秀在上海為中心，以李大釗在北京為中心的籌劃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局面，二者雖然所處的地域不同，但卻遙相呼應，積極聯系，為籌建無產階級政黨而積極奔走。首先由李大釗于1920年3月在北京秘密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團結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骨干，進行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此外，陳獨秀一方面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則深入工人群眾之中，親身支持和參與了工人組織的工會，并在此基礎上團結了在五四運動之中涌現出來的進步知識分子，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南北各自成立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組織，一方面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覺悟的先進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則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創造了輿論、思想和組織基礎，加速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

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列寧亦積極關注中國事態的發展，并派代表來華協助陳獨秀等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相關事宜。在俄共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協助之下，陳獨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之后陳獨秀就寫信告知李大釗關于上海建黨的情況，并熱切期盼李大釗在北京成立相關的黨組織。李大釗接到陳獨秀的信之后，即毫無保留地同意陳獨秀的相關意見，于1920年10月在李大釗的辦公室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但是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卻費盡了周折。起初為了不刺激其他人士，陳獨秀一度將即將新成立的政黨稱之為社會黨。但究竟用共產黨或社會黨，這是早期黨組織成員一直猶豫不定的一件事情。根據張申府的回憶，“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這里的李守常即李大釗。張申府收到陳獨秀的信之后，立即將陳獨秀信中的大致意思向李大釗進行了匯報，并與其商定關于新成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二人商定的最終結果，即叫共產黨，并認為這也是第三國際的意思，并給陳獨秀回了信。從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建黨方面，抑或是在黨的名稱方面，李大釗與陳獨秀都進行了密切的溝通，這亦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約”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