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延修出生在江蘇省泰州市一個手工業者家庭，因家境窮困，七歲就去上海投靠擺皮匠攤的叔父。十四歲進洋行當小茶房，后來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險公司，擔任高級職員。當時楊延修白天干活，晚上進夜校補習，并積極參加夜校學生會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楊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國奴的悲憤心情，參加了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等群眾團體的抗日救國活動。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楊延修參加搶救戰區難民的工作，支援十九路軍抗戰。

淞滬停戰后，楊延修繼續尋找抗日救國的道路。在抗日烽火中，楊延修經受了斗爭的考驗，在1938年4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楊延修在黨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長期在敵人統治區進行特殊的工作，直至新中國成立。

1933年，盧緒章、田鳴皋、張平、鄭棟林和楊延修五個人湊了300元辦起了廣大華行，在郵局租了個郵箱，開始用郵寄的方式做生意。通過這種方式經營，楊延修逐漸積累了一些資金，擴大了規模。后來，辦公地方從小小的亭子間，轉到寧波路香港辦事處，員工也增加了。

1937年，中國軍隊撤離上海，上海成為“孤島”。廣大華行開辟了代客運輸路線，從香港到越南海防再轉到昆明到貴陽，從重慶一直到西安蘭州，還將路線拓展到蘇聯。隨著運輸量的增長，運輸路線的拉長，經營范圍也越來越大，后來不但做西藥，還做起紙張等生意。

1939年到1941年，蔣介石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使中共在國統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員人數大減。面對嚴峻形勢，黨中央指示將廣大華行改建成黨的第三線秘密工作機構。

楊延修在商言商，當好“資本家”，與國民黨上層人物打得火熱，甚至利用宋美齡的航空委員會用飛機買賣黃金、美鈔；拉攏蔣介石侍從室專員而取得了國民黨少將參議的頭銜；通過孫科與蘇聯做生意。廣大華行在舊上海克服了種種困難，為黨積累了大量資金。

周恩來對廣大華行的黨員專門提過要求：你一個黨員在白區的工作就等于戰場上一個師；你要當好這個資本家，就要當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樣；和資本家交際往來，可以打牌，但是不要跟他們去腐化，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要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質。

抗戰勝利后，廣大華行遷回上海，楊延修奉命搶先趕回上海籌建廣大華行總管理處，并先后創辦上海廣大藥房和中心制藥廠。

共產黨為了接管與管理上海，黨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地下黨的配合下，早在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部署和準備。1949年3月，楊延修坐船秘密離開香港，到北平社會部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文件，明確了在全國勝利后，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中，要努力學習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楊延修到天津參加了劉少奇主持的有關接管沿海大城市的調查研究，以及實地考察。4月20日隨解放軍南下，到南京參加第二、三野戰軍會師大會后，隨陳毅到丹陽參加接管上海的集訓。

直到2017年元旦離世前，楊延修一直記得陳老總的教導：接管上海必須以“安定人心”為主。進城紀律是關系到黨的存亡的大問題。一個執政者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也就是如今的“以人為本”的主導思想。在排除了各種抵觸情緒后，陳老總作出“部隊不住民房”的決策。這一決定，是解放軍給上海人民的一個極好的“見面禮”。上海廣大市民深感敬佩。當時，上海著名的工商界人士榮毅仁目睹了解放軍冒雨睡在馬路旁，又看到解放軍在路上指揮車輛時和藹有禮，極為感動。他回到廠里，馬上決定設法開工，以實際行動支持上海的解放。上海人民把解放軍稱為仁義之師。他們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廣大市民的稱贊，也為上海接管工作開創了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