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今天，讓我們一同分享周總理的感人故事。

周恩來一生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有人稱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當年在國務院會議廳入口處，有一塊鐫刻著“艱苦樸素”四個大字的木屏風，這是周恩來一生工作和生活作風的真實寫照。

 

 

為了節約，他的辦公室椅背上經常掛著一件灰色的布上衣，一到辦公室，他就換上這件上衣，有時還戴上兩只套袖辦公。周恩來的襯衣、睡衣、襪子都是補了又補。他穿的皮鞋、涼鞋都是一穿20多年。端飯菜的木盤有兩個缺口。自從上海出產了中國自制手表后，周恩來就戴著這塊上海表直到臨終。

周恩來吃飯，大米、小米、白面、玉米、雜糧、白薯、芋頭等什么都吃，吃紅燒肉、獅子頭是他的最高享受。早餐通常是一杯豆漿和一個雞蛋，午飯、晚飯兩菜一湯。

 

 

“不要忘了延安。”這是周恩來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這句極普通的話，飽含著周恩來深深的情感和不變的操守。買衣裳時，他囑咐“不要忘了延安”，盡量買便宜的；做飯時，他囑咐“不要忘了延安”，做簡單些；住房時，他囑咐“不要忘了延安”，住得盡量簡樸些；開荒生產時，他囑咐“不要忘了延安”，要多多增產；工作時，他囑咐“不要忘了延安”，鼓足干勁，提高效率。

 

 

進城后，周恩來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廳。那是一座老式舊平房院，柱子的油漆已經脫落，地是大塊方磚，又濕又暗。工作人員多次請示他，他都不準維修。

終于有一次，工作人員趁周恩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來年譜》便有了這一段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臺，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周恩來說，這個居住條件比延安的窯洞強多了。

 

 

《人民日報》記者金鳳回憶說，有一次，她作為記者，采寫了一條重要新聞，周總理看過后說：“這個消息是否發表，還得回去請示毛主席。等會兒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先在我辦公室等著”。這時天忽然下起大雨。金鳳在總理秘書辦公室等著總理去請示毛主席，忽然聽到滴滴答答的聲音，抬頭一看，原來是陳舊的屋頂漏雨了。秘書趕快找了一個舊臉盆，放在有裂縫的磚地上，盛接雨水。又找了一個舊臉盆，直奔總理辦公室去了。秘書空著手從總理辦公室走出來，金鳳忙問：“總理辦公室也漏雨了嗎？”秘書點點頭。金鳳吃了一驚。

這滴水聲是那樣清晰，滴滴打在金鳳的心上，如果全國人民知道，也會滴在全國人民心上。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能相信幾億人口大國的總理，還身居漏屋呢？

 

 

這滴水聲使金鳳的眼睛濕潤了。金鳳深有感觸地說，這活生生的事實使人們深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國與舊中國的不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

1974年，周恩來病情逐漸加重，可他仍然不顧一切地為黨工作。

他有時進手術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馬上就要先把那個事情問清楚，說清楚。那時候國家做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畫一個腫瘤地區分布圖。這個圖也是世界上創造性的工作，國際上很重視。

 

 

因為我們國家大，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病，比如說，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較多，在南方，在廣州、廣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較多，分布圖上都表現出來了。這項工作是通過調查800余萬人得出的結果。而參與這個工作的醫務人員，間接的和直接的有近200萬人，規模很大，時間很長。

周恩來很贊許這個事情，立刻要他們做一個沙盤，并把這個沙盤擺到他的病房里。

周恩來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在病中曾向醫療組多次交代：“癌癥問題全世界都還沒有解決，我死后，要徹底解剖檢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為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表現出悲觀喪氣的情緒，而恰恰是在治療見效，膀胱癌相對穩定的時候。他說話時神情安詳輕松、坦蕩自若，甚至發出朗朗笑聲。他對科學的發展與祖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那就是：“周恩來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在總理身邊工作可馬虎不得。”周恩來批文件，凡他改過的東西，出手之前必定再看一遍。有時發出去了，還要追回來再改。

離開辦公桌前，他有個習慣，不是桌子攤了一攤子東西，讓秘書收拾，而是自己清理，把已經處理和尚未處理的文件分開放在一定的地方。

 

有一次，國家計委負責同志去向周恩來匯報工作。他拿出本子，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記。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說，補一份書面材料，您就不用記了。周恩來說：“張治中曾經給我寫過一封信，說我應該持盈保泰。我說我和毛主席不一樣，我是輔佐毛主席辦事，我需要把這些情況都記下來，毛主席需要問時我能答得上來。”

朱光亞回憶說，周總理要求科技戰線上的同志“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特別是在執行大型任務過程中，他指示我們要這樣做。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的典范。

 

 

 

每次搞試驗之前，他要聽匯報，他總是要仔細地詢問可能影響成敗的各個關鍵環節，而且還要求我們把各種不利的，或者意外的因素都考慮到。比如說，原子彈要做試驗了，原子彈已經掛上飛機了，氣象起了變化，怎么辦？我們對氣象是有很嚴格的要求的。萬一原子彈投不下來又怎么辦？飛機帶彈返回機場的時候，原子彈會不會又意外地掉下來了？脫鉤了？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又應該采取什么可靠的安全措施等等。

有時周總理得不到滿意的回答，他就說，我們暫時休會，給你們一定時間，你們回去找更多同志們一起研究，直到我們有了比較令人放心的答案以后，他才決定再復會，作出決定。這樣的事不止一次。

 

 

他多次很嚴肅地重申十六字方針，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搞試驗關系重大，絕對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我們國家還很貧窮，做什么事情，都要考慮周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正是由于周總理嚴肅而又親切的教導和榜樣的力量，培養和鍛煉了國防科技隊伍嚴謹的作風。

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試驗里面，我們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針，都要按照周總理的指示開展群眾性的預想預防活動，提方案定措施，要做到衛星不帶隱患上天，使我們在相當一個時期在同一個類型的尖端科學技術試驗中，成為世界上成功率比較高的國家。

 

 

 

錢學森回憶說，由于總理的精心組織領導，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死人最少，花錢最少，發展很快，效果很好。周恩來領導“兩彈一星”事業，創造了一流的工作業績。這業績，是他領導科技人員發揚對人民高度負責，對工作極端負責精神的結晶。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恩來剛動完手術，就起身翻看工作人員給他挑選送閱的文件資料。在這些資料里周恩來看到一封群眾來信。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個山區的食鹽比城市貴一分錢。山區農民的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鹽比城里還貴，這怎么行？雖然僅僅是一分錢，但周恩來深知這一分錢對山區農民的分量，并且關系到城鄉物價政策。

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給李先念副總理打電話：“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讓山區群眾吃上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