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清查清理“四人幫”幫派體系，糾正冤假錯案，調整和配備黨政軍各級領導班子，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復黨和國家正常秩序，人民群眾期盼已久的安定的政治局面開始形成。
然而，要想短期內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嚴重混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種混亂的發生，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興風作浪，但也與黨內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有關。糾正這種嚴重混亂最突出的阻礙，是當時提出和推行“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實踐上為新形勢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設置了障礙。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批評“兩個凡是”。葉劍英、陳云、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強調要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對“兩個凡是”進行了抵制。
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科學教育工作，以此作為推動撥亂反正的突破口。他領導批判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教育黑線專政論”，推翻了多年來壓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個估計”，號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指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中的一部分。從此，黨扭轉了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科學、教育、文藝等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阿詩瑪》《桃花扇》《李雙雙》等一大批被長期禁錮的電影、戲劇重新放映上演，許多中外優秀文藝作品得以解禁，文聯、作協等群眾團體恢復工作，文藝創作逐步活躍起來。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斷的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制度得到恢復。參加高考的570萬人中，27.3萬人被錄取，懷著喜悅的心情步入大學校園。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重申黨的根本任務是要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沒有能夠從根本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工作有所前進，一些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開始，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和外交工作也有所恢復和發展。人們急切地期待著黨和國家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加上受到“兩個凡是”的限制，撥亂反正每往前一步都十分艱難，黨和國家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這種狀況引起黨內黨外許多人的思考：究竟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實踐的是非標準到底是什么？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爭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對“四人幫”設置的禁區“要敢于去觸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于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這篇文章在廣大干部群眾中激起強烈反響，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由于它同“兩個凡是”尖銳對立，并且觸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因此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一開始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責。
關鍵時刻，鄧小平給予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有些人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迅速在全黨全社會展開。中央及省級報刊共刊登討論文章650多篇，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滾滾大潮。
這場深刻而廣泛的思想解放運動，成為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通過這場討論，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反思過去的曲折，思考未來的出路，黨內外思想日益活躍，開始出現醞釀對外開放和對各方面體制進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對外交往迅速擴大，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走出國門了解外部世界。他們無不痛切地感受到，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多了！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促使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加快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問題提上日程。通過改革開放加快中國發展步伐的總體思路開始形成。
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在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部門負責人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9月下旬，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1978年9月，鄧小平視察東北三省。他反復強調，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結束，轉入正常工作，從而提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主張。這為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了思想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來確定的議題主要是討論經濟工作。由于會前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建議，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這次會議首先討論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對于工作重點轉移，大家是熱烈擁護、一致贊成的。但大家感到，如果不正確解決指導思想問題，不糾正“左”傾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不克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思想僵化，不解決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東北組在討論中提出，應系統解決“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歷史遺留問題，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響。隨后，會議對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思想交鋒，對經濟問題、黨的建設、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也進行了熱烈討論，使得會議議程發生改變。會上要求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為強烈。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歷史遺留問題。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講話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強調，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他語重心長地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講話還提出了一個“大政策”，即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示范力量，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較快地富裕起來。這篇講話是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決定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全會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進行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
全會強調要充分發揚民主，提出要實現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務；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全會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
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選舉產生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華國鋒在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自我批評。全會后，華國鋒雖然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以及決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標志著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的結束。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從這次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幕拉開，鄧小平理論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轉折點而載入光輝史冊。